让转不走的产业链在内循环中“壮”起来
□ 吕鹏 “我们的产业链是转不走的!现在更要重视对内深耕。这对外贸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是你有技术和资本就能自动实现的,而是要善于抓住机遇。”这是7月底,笔者在晋江、海宁等地调研疫情期间县域经济发展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话。 不止一位企业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作为以鞋服、皮革等产业为特色的制造业强县,过去几年里,由于成本上涨和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一些企业开始纷纷向海外投资开厂。即便如此,海外生产基地在产业链本地化方面并没有“高歌猛进”,许多原料、辅料、零部件甚至半成品,依然要通过国内的厂家进行生产,再运送到海外进行“组装”出口。今年由于疫情原因,海外工厂开工困难重重,国内疫情防控却成绩斐然,一些生产任务甚至开始回流到国内。今年2月和3月,晋江陆地港原材料出仓下跌35.93%和12.35%,而进仓却分别同比增长了14.41%和1.46%。 为什么有些产业链搬不走,甚至遇到海外不稳定因素加强时,还会回流?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近几年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增强、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都让市场主体增加了更多可以看得见的预期。这种国内确定性的增强,随着海外不确定性增强而更加凸显。此外,还有一个微观上的原因: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本土内生的产业链已深嵌在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当中。以鞋服、家纺为例,制作流程复杂,包含加粘、织造、后整理等一系列流程环节,中间又涉及规模、产销、工艺各异的企业、个体户和家庭作坊这些供应商,仅仅一个拉链或者纽扣的生产,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网络,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愿意或并不适合举厂搬迁。正是这些看上去可能不那么“高大上”的中小型生产商组成的内生网络,构成了产业链“转不走”的“根茎网络”。 在这样的产业生态里,即便一些厂商们在海外布局一些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还是会从国内的供应商那里采购他们熟悉的原料、辅料、配件、半成品甚至成品。西方产业链转移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可以在别的国家再造产业链。但这种“外生”的推力,并不能完全取代“内生”的动力。中国本土的产业链,从来也不仅仅是外资推动的结果,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和社会根基。 中国经济韧性强劲的秘密,正隐藏在这样的生态体系当中。这并不完全是一个价格成本的考虑,也不完全是乡情、人情、宗族、社会关系纽带的依赖,还有日益增强的不可替代性:中国本土制造在质量上的日益提高、在反应速度上的日益敏捷、在产品设计上的日益精细、在知识产权上的日益健全等等。以前是一家头部企业为核心经营自己的产业链,现在是一个产业为网络打造全产业链。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态体系,在疫情期间,一些生产厂家才有可能迅速转产,生产市场急需的口罩、防护服等产品,表面上是“几天之内就造出一个新产业”,实际上是我们的产业链已经准备就绪,只需一个触发点。 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触发点。中国企业对危机并不陌生。在晋江和海宁等地,我们同样看到,在面对外贸订单减少、人工成本上涨等压力时,一些企业反而更加迸发出“爱拼才会赢”的斗争精神。有的企业利用自动化生产,大大节约了劳动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没有让被机器替代了的工人回家,而是积极安排工人培训转岗;有的企业抓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丰富场景积累的数据优势,通过与数字平台企业的合作,仔细钻研国内客户需求,并通过自身积累的生产优势,为国内超大市场里的细分社群定制生产……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为的政治之手作引导,需要扎实的产业基础作底子,需要创新的科技力量作助推,需要包容的社会政策作兜底。当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具有韧性的产业链,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起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