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
　　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加上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扩大开放，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对中高端产品实行“销地产”和“产地销”要比搬离中国要划算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在上海疫情之下仍然宣布扩大在华产能的重要原因。
　　二、应对新挑战需“稳中求进”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光“稳”还不够，还需要“进”。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为此，建议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一个地方落地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到创新链条的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三类集群。
　　二是要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即“补链”；或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等天灾人祸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刚才说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笔电家电的组装厂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内已有不少企业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等，成为当下制造业代工的龙头企业。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1950~19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1980~1990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的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稳”有基础，“进”有所取。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完)
（本文为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6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