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成
　　应该看到，中国疫情防控的总体战略在系统任务分解中遇到了最大难题。尽管从中央总体部署上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系统在分解为分系统和子系统，由于懒政和单向问责，使得政策的层层加码造成了各分系统和子系统的过度干涉，即过度防控，加剧了防控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了以保障生产的国际物流受到严重影响。
　　当然影响的不仅仅是海运，也包括中欧班列为主的跨国铁路货运和包括中欧卡班的公路货运等。
　　其次是国内跨省物流在一季度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跨省物流中的铁路货运、内河货运和航空货运方面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这几个行业属于自我封闭的点到点运输，容易自我管控。疫情及其过度管控政策造成的危害主要波及在公路货运上，这一点从电视新闻和网络视频上都能频繁看到，货车司机被贴上无数封条，在公路服务区不能下车，既不能购物果腹，也不能去卫生间，几天的吃喝拉撒只能在卡车驾驶舱内。
　　公路货运遇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关键防控信息难以共享、难以互认，加上核酸检测时间与检测报告具有长延迟，说起来的48小时有效落到实处就仅仅能维持24小时有效；而许多地级市又实施强制性本地核酸检测，加之一个城市只开放一个卡口，严重阻碍了公路货运的流动性，导致货车司机短缺，尤其是很多司机避免去疫情管控严格的城市送货，导致“车等货”和“货等车”现象并存。
　　当然，随着5月份国家保通保畅政策的逐步落实，交通大动脉初步打通，但各地偶发的过度防控政策依然会时断时续地困扰公路货运。
　　再次，此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应该是城市内部的物流微循环系统，尤其是2022年春季的上海。上海人口达2500万，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为其生活保障及生产保障的专业物流人员不完全统计应接近200万人，但此次疫情防控政策下，城市物流微循环配送人员转为非专业的社区志愿者，服务平台更是没有经过商业压力测试的应急行政型物流服务体系，所以尽管保障物资品类简单，区域储备相对充足，其他省市支援及时，但也很难实现全市范围基本生活物资的及时有效，甚至造成部分物资的极大浪费。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政府应急储备体系和商业供给体系是十分充分的，同时市民也有极强的自保自救能力，短缺应急出现的问题并不突出。但由于疫情管控的周期过长，广大市民需求开始从短期应急的单一物资向差异化转化，而城市配送微循环的末端即社区服务完全属于非专业化平台，必然导致需要保障困难，再加上行政管控体系下容易出现的末端岗位权力寻租，也就容易造成很多市民的不满。
　　因此，当新冠疫情管控政策持续周期较长时，应该逐步扩展经过完全市场压力测试的物流专业队伍数量和物流专业服务平台的覆盖范围，将物流资源也作为疫情防控的核心资源，尽最大可能恢复物流专业服务。
　　当然疫情防控中将外部不确定性强且流动人员接触强度和密度高的公路货运通过“公转铁”“公转水”和“公转空”实现点到点运输以降低流动人员接触强度和密度也是一个有效的现有途径，但这也仅能解决部分物流保障需要。当必须经过公路货运时，可以考虑通过覆盖广的公路货运头部企业之间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构建短期物流联盟，促成可以区域隔离的甩挂运输方式解决短期应急物流和较长期的管制物流。
　　5月份出台的国家保通保畅政策较为立竿见影，但是纾困助企政策就有些差强人意，因为对新冠疫情下物流企业未来经营困难的缓解程度影响并不大。首先是物流市场萎缩趋势依旧存在；其次是经营成本依旧高企；第三是政策红利被转移到物流供应链中具有市场话语权的被服务方；第四是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疫情防控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经营风险依旧存在。
　　对此，我个人认为新冠疫情下物流业企业纾困政策应有四个保障，分别对应市场、成本和融资。第一，应将物流资源作为疫情防控的战略资源，保障物流业流动性能力这一核心特征，尽力确保尽可能多的物流专业平台和物流专业人员的市场服务许可；第二，将传统军民融合、平急融合的物流体系扩展为管制物流加入的平急控融合物流体系，尽力确保核心物流企业的长线战略性市场服务和应急规划服务地位；第三，应在现有国家和地方针对大中型物流企业行之有效的降税、减费和增补政策基础上增加给基层人员（如司机）人工成本的直接补贴，如根据区域防控程度、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发放相应的消费券（包括油气、住宿等），确保小微物流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第四，应有效预防国家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台的各种融资政策红利在金融机构内空转和金融白手套套利，其本原问题在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度不强与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定向贷款担责过重的矛盾，前者很难短期内有效解决，因此要确保有针对性明确区分支行行长不同方向贷款问责制度的科学合理。
　　新冠病毒还处于持续演化中，未来疫情也处于不确定状态，随之疫情防控政策也应根据需要持续调整甚至发生根本改变，但疫情防控一定要与民生、经济发展相结合，疫情防控政策也一定要与民生、经济政策相结合。物流业既支撑生产，又支撑民生，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疫情防控有效性的主要保障。因此，在不确定的疫情发展和疫情防控中对物流业的发展要未雨绸缪，要持续增强物流保障服务能力的确定性提升。 （完）（作者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