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
　　一、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受到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各种观点：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该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了；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要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要全球供应链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实际上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么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上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更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非常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等等。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在中国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将近1亿台手机，极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与在别地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市场的模式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了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600万台，在中国上海、柳州的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台，在中国销售290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在中国设厂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的高额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地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其得以更好地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当然，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减少，而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来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这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较好、政府的营商环境不错，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而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的，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市场不同，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未完待续）（本文为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6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