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庄
　　走过了艰难探索与辉煌的70年，经历了“以政权建设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自十八大，我国逐步转入以探索和构建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中国模式”的第三个时期。
　　在这一“创建中国模式”的阶段，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轻型化、智能化为驱动力的第四次技术-产业-工业革命，在重塑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构建着“世界一体化”新格局的同时，将越来越多的非个体、企业、私有、市场所能够解决的人类及国家社会治理问题，如环境、人口、资源、人类与自然物种关系、按发达国家水准人类需要6~9个地球、全球“金融失信”等等，提到了全人类面前；以世界性“颜色革命”的相继失败、西方政治家宣扬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为转捩点，中国、丹麦、新加坡等国为所代表的“权威-集群”模式被提升为国家社会治理与现代化的主体模式之一。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
　　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制度与政策体系、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需要科学的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体系的支持与指导。
　　同样，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大相径庭的经济政治基础、社会制度与政策决策体系及市场背景下，中国创建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必须要有传承中华优秀国家社会治理传统和融汇世界先进理论技术的“本土化”科学理论做指导。
　　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传译、学习西方近现代各种各类优秀成果以来，尽管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已在一些领域学科相继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但就总体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包括现代物流基础理论，基本是西方私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微观理论体系；以致于新加坡著名理论家郑永年公开批评中国思想理论界已“殖民化”。
　　近期，一个连续五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在14%~15%徘徊的问题又置于政府、实业界和理论界面前。（2015年15.7%；2016年14.9%；2017年14.6%；2018年回到14.8%）。为什么？
　　其一，与2015年国家整体经济进入了第十个经济周期3~4年的萧条期有关。但同样处于2008年以来的低谷期，近几年美国却由10%、9%,下降到7.5%。一个百分点就是上千亿美元。仅此一项，每年与美国相差几乎1万亿美元，6万亿~7万亿元人民币。
　　其二，与中国宏观物流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失衡有关。
　　早在5年前，我们就指出：东部加工和西部产业资源产业相距几千公里，一年至少损失运费3万亿~5万亿；越是先进的物流运输工具效能比重越低（航空、高铁不到5%，铁路百分之十几，公路70%~80%）；国际煤炭运输80%靠铁路，我们70%~80%靠公路，每年损耗数万亿；东部“国际产业城市集群”仅支撑了GDP的40%（美国三大城市集群支撑67%，日本69%），中西部缺少“国际化产业城市集群”……
　　显然，问题不在微观而在宏观！
　　所以，5年前我就提出要重视研究“中国宏观物流”问题，建立中国本土物流学。
　　今天，又一个5年过去了，高达10多万亿的“宏观业态损耗”和环境依旧存在！
　　问题很清楚，宏观业态-制度-环境转型缺乏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作指导，以致于几十年过去，国家权威统计系统竟没有“现代物流”这一大类和指标体系！
　　所以我再次呼吁：研究中国宏观物流问题，创建“中国宏观物流学”！
　　当创建“中国模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时，创建中国本土经济学、物流学、宏观物流学，就成为大时代赋予经济学家物流学家的重大使命！